世界银行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产业政策促进发展》报告，正式扭转了该机构数十年来劝阻各国使用政策工具扶持经济赢家的立场。报告首席经济学家在前言中承认，此前的建议“已经过时，就像今天的软盘一样没有实用价值”。据《福布斯》援引该报告的数据，全球195个国家中已有183个将至少一个产业列为政策扶持目标。这一转向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承诺投入527亿美元联邦资金后，带动了超过54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公告，涉及28个州的100多个项目。

加纳报告的一篇分析将此类决策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指出从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争取独立工会、到二战后欧洲选择合作而非对抗，历史往往由不确定时刻的抉择所驱动，而非必然性。当前产业政策的回归，正是各国政府在多重压力下做出的集体选择。《福布斯》分析认为，全球增长放缓、疫情暴露的供应链脆弱性、能源转型的规模、围绕半导体的安全竞争以及人工智能的兴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过于复杂、无法仅靠市场协调”的局面。美国同时面临关键矿产高度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近中断以及关税环境带来的结构性不确定性，决策者因此不再信任旧有框架。

在西亚地区，伊朗政策圈层对这一全球转型有着自己的解读。伊朗前驻阿塞拜疆大使穆赫辛·帕克阿因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引述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的观点称，新世界秩序是一个渐进过程，由不可预测的事件组合而成，政治与军事风暴可能成为新秩序诞生的前奏。他将乌克兰战争和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视为此类不可预测的转折点，并认为这些事件将深刻影响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未来秩序。帕克阿因明确表示，在新秩序中“美国的角色将淡化，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正走向衰落，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伊朗、中国和俄罗斯将成为主要角色”。他同时强调，历史上没有任何新秩序是无代价诞生的，伊朗在追求“新伊斯兰文明”的道路上已经付出了领导人、军事指挥官和地区盟友牺牲的代价。

伊朗前驻梵蒂冈大使穆罕默德·马斯杰德贾梅伊则在另一场采访中补充了平衡外交的维度。他指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最早相信并推动多极化秩序”的南方国家领导人之一，其“向东看”战略并非倒向某个特定阵营，而是基于东方国家构成独立于西方霸权一极的判断。但他同时提醒，即便是东方国家也更信任一个保持外交平衡的伊朗，伊朗应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的危机。他以1998年塔利班袭击伊朗驻马扎里沙里夫领事馆后，哈梅内伊反对军事介入阿富汗的决定为例，说明审慎决策如何使国家远离长期冲突。当前，产业政策的全球竞赛与多极化秩序的重构正在相互交织，下一轮围绕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和供应链安全的国际谈判，预计将进一步界定国家干预的边界，而各方在决策中如何权衡短期压力与长期成本，将决定这一转型的最终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