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29日发布两项相互关联的裁决，在重塑总统对联邦监管机构的控制权的同时，为美联储的独立性设置了有限但明确的程序屏障。在“特朗普诉斯劳特案”中，六名保守派大法官推翻1935年“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案”先例，裁定总统可随意解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独立机构的负责人，无需证明其存在渎职或低效等法定事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中写道，行使行政权力的下属必须可由总统罢免，否则总统无法对人民负责。这一裁决将影响超过二十个独立监管机构，包括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同日，在“特朗普诉库克案”中，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阻止总统立即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多数意见指出，特朗普政府未给予库克就抵押贷款欺诈指控进行回应的程序性机会，而《联邦储备法》要求解职理事须有“正当理由”。罗伯茨强调，美联储理事并非“随总统意愿任职”，其14年交错任期和“有因解职”保护植根于美国自1791年第一银行以来的央行独立传统。库克在声明中表示，裁决“重申了美联储必须基于数据和独立判断作出货币政策决定，不受任何政治干预”。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称该裁决“纯属程序性”，并誓言将立即采取行动确保“有不当行为者”不再参与国家福祉决策。

两项裁决共同勾勒出总统权力扩张的边界与限度。美国保守派法律界长期推动的“单一行政权”理论在斯劳特案中获得决定性胜利，总统得以将独立机构政治化，使其负责人更迭与白宫议程同步。民主党议员和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在反对意见中警告，这使总统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既非人民亦非国会所授予。然而，库克案表明，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仍将美联储视为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机构，其独立性对全球最重要央行的公信力至关重要。亚洲政策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的政治中立性是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的基石，若其货币政策决策受白宫选举周期干扰，可能加剧全球金融波动，尤其影响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中国和日本等经济体。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斯劳特案是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四十年来削弱“行政国家”独立性的顶点。自1988年斯卡利亚大法官在莫里森诉奥尔森案中提出异议以来，共和党任命的法官逐步限制国会设立独立机构的权力。此次裁决并未废除机构本身，但允许总统以政治忠诚度取代两党共治的专业监管传统。与此同时，库克案留下的程序路径意味着，总统仍可通过提供通知和听证机会，尝试以“正当理由”罢免美联储理事，未来围绕“正当理由”定义的诉讼几乎不可避免。

库克案的实体审理将在下级法院继续进行，其最终结果可能进一步厘清总统对美联储的人事权限。特朗普已表示将寻求其他途径推进罢免。在监管机构层面，预计白宫将加速更换多个独立机构的领导层，国会民主党人可能推动立法重新确立部分保护条款，但在当前政治格局下通过前景渺茫。最高法院本周还将就出生公民权等案件作出裁决，总统权力边界之争远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