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觉得您的孩子在学校是否像没有残疾的孩子一样受欢迎和被接纳？”今年春天，德国人权研究所向七千四百余名残障儿童家长提出了这个问题。调查结果在周二公布：约四成家长给出了肯定答复，但近两成感到孩子并未被真正接纳，更有百分之八的家长直言孩子在学校不受欢迎。这份首次覆盖德国全境的融合教育研究，将家长的声音置于聚光灯下，揭示出一个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承诺相去甚远的日常现实。

同一天，大西洋彼岸的巴西教育部发布了一项截然不同却同样关乎学校归属感的调查。全国推行已满一年的校园手机禁令，如今在百分之九十二的学校落地。此前，百分之十三的学校允许学生无限制使用手机，如今这一比例归零。八千余名学校管理者在问卷中反馈：百分之八十六的人观察到学生焦虑情绪减轻，百分之五十五注意到肢体冲突减少，百分之八十八认同网络欺凌现象得到遏制。在圣保罗或累西腓的教室里，手机大多被要求留在书包中——百分之六十二的学校采用这一方式，只有少数学校仍将设备交由学生自行保管。

几乎同一时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传出了教育评估的消息。二零二五年“学习”测试结果显示，超过七成学生在阅读方面达到预期水平，数学成绩亦有所改善。政府特别指出，面向教学困难学校的“阿尔法学校”计划缩小了教育差距，在最为弱势的社区，与非计划学校的成绩差距收窄了十七点六个百分点。阿根廷人力资本部将之归因于“基于证据、评估与协作的教育政策”。

而在南亚的孟加拉国，一个名为“我们都能学”的融合教育项目则提供了另一种证据。由英国救助儿童会等机构支持、达卡大学与剑桥大学联合评估的研究显示，在纳入项目的一百二十二所学校中，残障儿童入学参与率提升了百分之十五，遭受欺凌的比例下降了八个百分点。研究者特别指出，当家庭、学校与社区三个层面同时获得支持——从家访辅导、理疗服务到教师培训——女童的积极变化比男童更为显著。项目管理者在田野中看到，一个获得助行器的孩子，从此能够每天出现在课堂上。

这些几乎同时浮现的数据，并非彼此孤立的政策注脚。在拉丁美洲，教育官员将手机禁令视为恢复校园社交生态的“必要干预”；在德语区，研究者则指出，法律承诺与师资准备之间的鸿沟，使得许多家长将特殊学校当作“无奈的备用选择”；而在亚洲的发展研究圈层，人们强调现金补助之外，持续的上门支持与辅助器具才是打破排斥循环的关键。当巴西学校走廊里不再响起短视频的背景音，当达卡的残障女孩第一次在考试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些静默的转变共同指向一个朴素的追问：一所学校，究竟应当为谁而存在，又该如何守护每一个孩子被真正看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