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司法部门于6月16日（波斯历3月26日）处决了贾瓦德·扎马尼和阿布法兹尔·萨埃迪，两人均为2026年1月全国性抗议浪潮中的被捕者。官方通讯社“米赞”援引塞姆南省司法负责人称，二人因“敌对腐败”和“发动战争”罪名被判处死刑，指控包括蓄意破坏公共与私人财产、持冷热兵器对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这是德黑兰与华盛顿宣布结束为期40天的军事冲突后，伊朗首次对政治抗议者执行死刑，时机选择引发外界对其动机的广泛猜测。

此次处决并非孤立事件。总部位于美国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博鲁曼德人权基金会统计，自2026年初以来，伊朗已至少执行746例死刑，其中过去两周内就有52例。该基金会指出，在战争阴影和1月全国抗议的双重压力下，当局明显加速了对政治犯的处决，今年已有至少45名抗议者和政治犯因“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被处死。与此同时，“周二反死刑运动”发表声明，将死刑数量的激增描述为政权“绝望的尝试”，意在压制因压迫和经济困顿而濒临爆发的公众愤怒。

扎马尼与萨埃迪的案件暴露出司法程序的严重缺陷。官方指控称二人是“2026年1月未遂政变的武装头目”和“敌人的步兵”，在沙赫鲁德市参与焚烧银行、推翻警车并袭击民居。然而，司法部门未公布任何关于审判过程、辩护权利或证据细节的信息。米赞通讯社仅发布了部分未经核实的“供词”，人权组织普遍认为这些供词系通过身心胁迫取得，违反了公正审判和禁止酷刑的国际准则。国际特赦组织同日发出警告，称另两名抗议者阿里·法塔赫和穆罕默德·纳吉扎德已被转移至卡拉季的格泽尔赫萨尔监狱，面临“迫在眉睫”的处决风险；人权组织“亨加夫”亦对阿里雷扎·佩甘巴里的命运表达了类似担忧。

从地区视角看，伊朗的司法镇压行动正受到不同政策圈层的解读。西方人权机构将其视为政权利用恐惧巩固统治的工具，尤其在经济危机和战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媒体如阿根廷《新闻报》则侧重于报道司法公告本身，反映出全球南方部分国家对伊朗内部事务的相对距离感。而在亚洲，伊朗的稳定与否直接牵动中国的能源利益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北京通常对伊朗国内人权议题保持沉默，但若镇压引发新一轮社会爆炸或国际制裁，可能间接影响中伊石油贸易和地区安全格局。

展望未来，这批死刑的执行可能成为伊朗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试金石。停火协议本为外交转圜打开窗口，但系统性使用死刑压制异议将加深伊朗与欧洲及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裂痕。对于仍在死囚牢中的抗议者而言，国际压力能否转化为有效干预，将决定这场司法风暴的最终代价。伊朗领导层似乎正将司法恐怖作为危机时刻的权力黏合剂，但这种策略的历史代价往往是更深的社会撕裂与更孤立的国际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