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近期在一周内逮捕超过1.07万名违反居留、劳工和边境法规的外籍人士，并驱逐其中近8000人，创下阶段性执法新高。这一行动是海湾君主国推进劳动力本土化和打击非法居留的一环。与此同时，科威特在同月内撤销了2193人的公民身份，随后又因双重国籍违规取消120人国籍，展现出对国籍管理的强硬姿态。然而，科威特几乎同步推出了针对投资者的15年长期居留计划，将投资门槛设定为500万第纳尔，允许企业主、高管及家属获得稳定居留权。这种“堵疏并举”的策略揭示出海湾国家在移民治理上的深层矛盾：一面以安全化为名收紧边境，另一面为高净值人力资本开辟通道，反映出后石油时代经济转型的压力。

北非的摩洛哥则面临截然不同的挑战。由于申根签证审批持续收紧，摩洛哥国际货运司机遭遇严重签证危机，运输公司难以维系与欧洲伙伴的合同，出口竞争力受到冲击。行业内部指责这一局面已导致摩洛哥从过境国向移民定居国转变的结构性压力进一步放大。近年来，大量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滞留境内，相关暴力事件频发，促使政府不得不在公共安全和人道关怀之间寻求微妙平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困境本质上是欧洲外部化边境控制政策的直接后果，将管理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了北非国家。

南非的形势更为尖锐。2026年开年以来，该国已逮捕超过4万名无证移民，仅近期一个月内就拘留7400人。司法部长在移民问题跨部门委员会首次通报中承认，猖獗的犯罪率和失业率已引发多起排外抗议和零星致命袭击。在安全议题之外，警方还破获了携带活蝎子入境走私野生动物案件，凸显出跨国非法活动的交集。这些事件迫使南非在维护法治、保护难民权利与平息社会焦虑之间艰难选择。从海湾到撒哈拉以南，移民治理正成为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政策考验，各国在安全化与经济需求之间摇摆，亟需超越单边行动，构建区域协同和可持续的应对框架。